信用评级社会需求稳步提升,在经济增长放缓、财政状况恶化、对外偿付实力减弱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下，决定调降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经济体的主权级别展望。
国外知名人士指出，在西方评级机构垄断甚至“霸权”的背景下，中国和亚洲是达成新评级模式的关键。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评级机构能否挑战西方权威，根本还在于中国金融体系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只有走向“核心”位置，中国评级机构的声音才能真正响亮起来。
中企“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广泛机遇，让中国信用评级国际化的呼声渐高。大公董事长关建中认为，以标普、惠誉、穆迪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为代表的西方评级体系会普遍压制债权国企业的信用评级，干扰了国际信用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流动，使中企“走出去”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
关建中对“一带一路”资本互联互通模式提出构想：组建“丝绸债券联盟”，创新一种可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分流通的融资工具。“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没有评级的互联互通，就没有资本的互联互通。”关建中表示，现行评级模式给跨国资本互联互通造成巨大障碍，需要在整个“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中体现评级联通模式。
对上述观点，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刘立新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深表赞同。他指出，中企“走出去”势头正劲。一方面，这些企业需要遵守国际规则；另一方面，中国也要有自己站得住脚的评级机构，才能够适时适度地为中国企业发声，维护自身合理合法权益，并体现出中国特色。
让中国评级机构在世界舞台发声的吁求很多。不久前，中非发展基金总裁石纪杨表示，“我们不能让一个国家来操控全球金融市场评级体系，而需要建立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有广泛代表性的评价体系”。
亦有不少分析指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皆出自西方发达经济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对发展中国家存有偏见。就此，刘立新指出，游戏规则的确出自发达国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力求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评级机构。“但发达国家还是规则制定者，一时间难以扭转局面。”
就此，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中国的评级机构正走在增强话语权的路上，处于积累阶段。“中国评级机构的话语权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美国规则之所以可以取代英国规则，背后原因很明显，美国的金融市场在全球占据了核心地位。不管是国内还是外部融资，都需要强有力的金融机构作支撑。”梅新育进一步指出，当下，中国还是难以与美国的评级机构相抗衡，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地位是当务之急。
